嬴秦西迁三说平议

作者:秦汉文化网公众号:wwwbmycn2018-12-06
作者简介:
梁云,1972年生,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
原发信息:
《中国史研究》(京)2017年第20173期 第31-41页
内容提要:
近年的考古发现表明,秦人本是东方民族,只是后来才西迁到陇右。关于秦人在何时从何地西迁的问题,学术界主要有商代晚期自关中西迁、西周早期自山东西迁、西周中期自山西西迁三种说法。本文结合文献、文字及考古资料,评述了三说的得失,认为山西说最合理。
关 键 词:
嬴秦;西迁;三说;山西说
期刊名称:《先秦、秦汉史》
复印期号:2017年06期
著名学者王国维在《秦都邑考》中说:“然则有周一代,秦之都邑分三处,与宗周、春秋、战国三期相当。曰西垂、曰犬丘、曰秦,其地皆在陇坻以西,此宗周之世秦之本国也。”①西周末期秦人崛起于陇右,周室东迁后入主渭河平原,再经若干世代发展成为泱泱大国,最终统一天下。由近及远追溯秦的早期历史,不得不把目光投向陇山以西的河谷台地,尤其是渭河上游和西汉水上游两个地区。这些年来在甘肃礼县及清水县的一系列发现,表明王氏之言不虚。
然而秦人是陇右土著,还是本为东方民族,只是后来才西迁过去的?这个问题在以前颇有争议,即所谓的“西来说”和“东来说”之争。参与的学者多据文献立论,比较而言,“东来说”较系统,理由也更为充分。考古学中也不乏证据表明秦人本是东方民族的一员,包括墓葬的腰坑、殉狗、殉人习俗,与周人不同的车马殉葬特点,以及近年出土的商式风格陶器,等等。
相关统计表明嬴秦宗族流行头向西的直肢葬、腰坑、殉狗、殉人的埋葬习俗。②代表者如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带腰坑有殉狗,其中M2有殉人17个。③又如雍城秦公一号大墓,椁室周边有殉人166具。④《史记·秦本纪》记载秦穆公葬雍时,从死者177人,连秦之良臣奄息、仲行、鍼虎也在从死之列,秦民作《黄鸟》之诗哀之。此类习俗在西周秦墓中已经存在,在礼县西山坪发掘的4座秦墓中,有3座有腰坑、殉狗、殉人;在清水李崖发掘的20座西周墓中,有19座带腰坑、殉狗。⑤众所周知,殷商及东夷古文化墓葬流行腰坑、殉狗、殉人。周人墓葬一般不带腰坑,罕见殉人,殉狗的比例很低。甘青地区古文化墓葬中也未见腰坑及殉狗的报道。秦人在这方面和殷人及东夷族类似,而与周人及西北地区土著迥异,说明秦国的统治者与商文化及东夷文化有着较为紧密的历史渊源关系。可以说,腰坑、殉狗、殉人是嬴秦东来说直接而有力的证据。
商、周贵族的车马殉埋方式亦有差别:周人流行“拆车葬”,将整车拆散后置于墓道及墓室内;车马坑内车、马分离,呈“闲置”状态,性质类似于马厩坑,一般不殉人;商人及殷遗民墓的车马坑内车、马结合,常被摆放成“驾乘状”,而且往往伴出车马器或殉人。东周秦墓的车马坑内多有殉人,车与马被放置成“驾乘状”,多辆车马呈横向或纵向排列,如大堡子山秦公大墓的车马坑K1,殉车4排,每排3乘,共12乘。秦人在车马殉葬方面显然承袭了殷商文化的特点,与殷遗民一致。
以前在甘谷毛家坪和礼县西山坪发掘的西周秦文化陶器呈现较纯粹的周式风格,比如居址中以秦式深腹瘪裆鬲为代表,墓葬陶器组合为鬲、豆、盆、罐,鬲为联裆鬲。以至于在探索秦文化来源时,有些学者试图到关中地区郑家坡文化那里寻找答案。⑥李崖遗址发掘之后,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出土了一大批商式风格的陶器,包括方唇分裆鬲、厚方唇簋、三角划纹簋、大口尊等,随葬陶器的种类及数量较多,有鬲、簋、盆、罐等。⑦这使我们能够通过陶器建立起早期秦文化与商文化之间的直接联系。
从以上几方面来看,嬴秦应属东方民族,与殷商关系密切,或可说是广义上的殷遗民的一支。秦人东来已成定论,毋庸置疑。然而,秦人是何时从何地西迁至陇右?在这个问题上学界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举其大者,有商代晚期自关中西迁、西周早期自山东西迁、西周中期自山西西迁三种说法。
一 商代晚期自关中西迁说
秦人的族名国号源自非子受封于秦邑。非子是秦国君的直系先祖,为周孝王养马受到赏识,孝王打算立他为大骆之嫡,遭申侯反对,遂改封他于“秦”。《史记·秦本纪》记载:“申侯乃言孝王曰:‘昔我先郦山之女,为戎胥轩妻,生中潏,以亲故归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今我复与大骆妻,生嫡子成。申骆重婚,西戎皆服,所以为王。’”⑧很多学者据此认为商代晚期中潏已经为周人保西垂。
《史记·秦本纪》中秦的早期世系在中潏之前尚有很大缺环,中潏之后却很完整,传承有序,没有失载现象。秦人究竟何时西迁到甘肃东部,首先需要斟酌《秦本纪》中潏到大骆的那段记载。《秦本纪》前文云中潏“在西戎,保西垂”⑨,对于这句话学术界有截然不同的理解:或以为是保周人之西垂,在甘肃东部;或以为是保商王室之西垂,在山西南部。此事暂且不论。《秦本纪》接着讲蜚廉、恶来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纣,周武王伐商时杀恶来,蜚廉当时为纣王使北方,死后葬于霍太山。这段记载与申侯之言有明显的矛盾。
周人从太王时开始翦商,商王文丁曾杀季历,⑩到文王时商、周之间的对立已经尖锐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在血缘政治占统治地位的商代,个人离开了亲族不会有任何保障或作为,因此很难想象中潏投靠了周人后,其子蜚廉、其孙恶来会继续为纣王卖命,与乃父乃祖作对。然而,蜚廉、恶来事纣王的历史不容置疑,这不仅《秦本纪》有载,在《殷本纪》和《赵世家》中也有记载。
其次,秦、赵共祖,蜚廉以前是一家,蜚廉之后两族才分开。山西中南部一直是赵人的传统居住地,在文献中没有他们来自甘肃的说法,甚至野史中也没有一点传闻。如果说蜚廉之父中潏在商代晚期曾举族远徙陇右,那么后来赵人又是如何从甘肃迁到山西的?这个问题无法回答。
商代晚期西迁说在文献上的依据并不可靠。为了达到立成为嫡嗣的目的,申侯故意拉长周、秦交好的历史,并渲染秦和西戎的关系,实乃溢美之词。顾颉刚先生曾说:“这如果不是司马迁的错记,就应该是秦人西迁之后,为了掩盖他们被迫移徙的耻辱,进一步表示自己和西戎的历史渊源,是由于夸耀门第的需要而杜撰出来的故事。”(11)
20世纪80年代,邹衡先生曾把一种带“”字族徽的传世铜广折肩罐,命名为“亚罐”,其年代为商末周初。他认为该族徽代表了一个善于捕鸟的氏族,文献中秦的祖先善驯鸟兽,“”字声符“匕”可以和费、蜚、非等通假,因此金文及卜辞中的“”氏族很可能就是秦的祖先费、蜚、非之类。“既然此族徽代表秦的祖先氏族,不用说,这件《亚罐》就是先秦器了。”(12)卜辞中率众去“京”地从事农业活动,邹先生认为“京”或为周人的旧居,在陕西周原,这件铜罐具有先周文化风格,“因而在商代,陕西的族使用先周文化也就不足为奇了”(13)。邹先生的意见在考古学界,尤其在探讨秦文化渊源和秦人来源的领域影响很大。刘军社先生就据以指证商时期周原一带的“壹家堡类型文化”最有可能是秦族文化,而这种文化既有商文化的陶器,又包含郑家坡文化的因素。牛世山先生也认为,在商代晚期先周文化逐渐强大、商文化向东退缩的背景下,滞留在关中地区的原来为商王朝服务的中潏一族转而投靠了周人,并接受了先周文化,那么在转变前,秦人使用的自然是商文化。(14)还有学者认为甘肃东部的秦文化源于商代晚期分布在关中地区的郑家坡文化,(15)而后者一般被认为属先周文化。
殷墟卜辞中有不少族祭祀商先公先王的记载,包括夒、河、岳、丁、上甲、大示或上示等。夒在卜辞中又称“高祖夒”(16),即帝喾。河又称“高祖河”或“河宗”(17),亦为商祖先神。丁为祖丁或武丁,上甲为上甲微,大示或上示指商直系先王。在古代只有同姓族人才能祭祀本族的先祖,祭祀也才被鬼神享用,这在文献中有明确的记载,如《左传》僖公十年载:“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18)很难想象嬴姓秦人会去祭祀子姓商人的祖先。族既然能长期、频繁地祭祀商先公先王,自然为子姓商人的一支,与嬴姓秦人(或其祖先)无涉。朱凤瀚先生已经指出武丁时期卜辞中的族等为“非子族”,是商先王的王子从王族中分化出去而建立的,分化出去的时间较早,多在祖丁辈以前。(19)
此外,卜辞中商王经常往来于“京”,从事田猎或农业生产,这个地方到帝乙、帝辛时期还处在商人有效控制的势力范围之内,应在商王朝畿内或其附近,可能在郑州西部。(20)殷墟卜辞中的“京”与周人文献及西周金文中的“京”没有什么关系。
经过长期考古工作,现在已经基本搞清关中地区商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序列。在西安老牛坡、华县南沙村、蓝田怀珍坊、耀县北村、扶风壹家堡、周原王家嘴、礼泉朱马嘴等遗址均发现商文化遗存,年代大体从二里岗下层延续到殷墟二期。殷墟二期之后,关中东、西部分道扬镳,东部老牛坡商晚期遗存蜕变为一种土著文化,(21)西部周原地区在殷墟三、四期则被碾子坡文化或刘家文化占据。商人显然已经撤出了关中地区。秦祖蜚廉、恶来与纣同时,中潏的年代可提前至帝乙,最多跨一王提前至文丁,相当于殷墟三、四期之交。但殷墟三期在关中地区已无商文化分布,因此秦先祖中潏曾“去商归周”,并由此推导出嬴秦此前使用商文化、此后使用先周文化的说法得不到考古学材料的支持。
总之,嬴秦商代晚期自关中西迁说在文献记载、卜辞金文、考古发现等方面都还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二 西周早期自山东西迁说
秦人嬴姓,“自以为主少昊之神”(22),秦襄公立国就作西畤祭白帝少昊。嬴姓是一个很大的人群,其中部族林立,包括徐、奄、郯、江、黄、弦等,分布范围很广,多居东方。少昊之墟在山东曲阜,秦人是嬴姓族群的一员,所以很多学者认为秦人的祖先最初居住在山东。
秦有玄鸟降生的传说。20世纪60年代顾颉刚先生曾撰长文总结鸟夷族的兴亡,其中就有秦、赵。他认为秦人在未西迁时的居地在少昊之墟附近。《孟子·滕文公下》:“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23)蜚廉既被驱戮,他的子孙可能被赶走。因此顾先生说:“为了武王伐纣和周公东征,在这两大战役间,飞廉、恶来父子先后惨死,逼得他们整个氏族不得不从山东搬到山西,更从山西渡过黄河,搬到陕西去了。”(24)
周公东征后曾将大批的嬴姓东夷国族作为战俘强迫西迁。《逸周书·作雒解》:“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略……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毕。二年,又作师旅,临卫政殷,殷大震溃。降辟三叔,王子禄父北奔,管叔经而卒,乃囚蔡叔于郭凌。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俘维九邑。俘殷献民,迁于九毕。”(25)毕是镐京附近地名,为文王、武王、周公葬地,在长安县韦曲镇西北。宣王时吴虎鼎铭文中“毕人”可资为证。“九毕”可能是丰镐附近殷遗民安置点。何汉文、尚志儒、何清谷等学者都认为被迁的殷遗民中包括秦人。(26)林剑鸣则认为秦人在那次西迁中被迁到了更遥远的西垂,即周人的西方边境。(27)
西周镐京遗址因为汉武帝凿昆明池而被严重破坏,丰京尚存。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沣西遗址发掘了大量西周墓葬。在张家坡村西的“郿坞岭”岗地累计发掘了393座墓葬,属周人墓葬,包括井叔家族墓地;在张家坡村东、南累计发掘了394座墓葬,为殷遗民墓地。(28)在沣河东岸花园村、普渡村附近也发掘了一批殷遗民墓。不仅丰镐,历年来在周原齐家、李家、王家嘴、云塘等地也发掘了不少殷遗民墓。这表明周初统治者确曾把大量殷遗民迁入关中,集中在周原、丰镐等中心都邑监管起来。但这些殷遗民中是否包含秦人,至少在文献记载中没有任何线索。
近年整理的清华简《系年》云:“飞(廉)东逃于商盍(盖)氏。成王伐商盍(盖),杀飞(廉),西迁商盍(盖)之民于邾(朱)(圉),以御奴之戎,是秦先人。”(29)飞廉即蜚廉,商盖即商奄。李学勤先生将简中的“邾”隶定为“朱圉”,即《汉书·地理志》天水郡冀县的“朱圄”,在今甘肃甘谷县境内南山;认为秦人本是来自东方的商奄之民,周初成王时被迫迁徙至甘谷的朱圉山一带,谪戍西方御戎。(30)
《系年》所记与《孟子》略同,但更具体。二者都是战国中期文献,一为出土,一为传世,上距周初已近七百年。二者所言与《史记》迥异。与《秦本纪》抵牾之处有三:一、《系年》等云蜚廉被戮,死于山东海隅;《秦本纪》云蜚廉“死葬霍太山”。二、《系年》云商奄之民是秦先人,则世居山东;《秦本纪》却说蜚廉之父中潏“在西戎,保西垂”。三、《系年》云蜚廉后人在成王时被迫西迁至朱圉;《秦本纪》记“自蜚廉生季胜已下五世至造父,别居赵”(31),蜚廉之孙孟增,“幸于周成王,是为宅皋狼”(32),已居山西。
战国秦汉间关于蜚廉的传说应有多个版本,蜚廉死于山东的说法可能流传于当地。太史公曾“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33),凭其广闻博识,理应知道这个说法,但未加采信,《秦本纪》中只字未提,恐有缘由。太史公撰《史记》参考了汉宫中的石室金匮之书,包括秦人自己的国史《秦记》(34),可信度较高。目前不宜据《系年》《孟子》而将《秦本纪》中的相关记载全盘否定。
商奄之民的遗存自然应有东方色彩,带商文化遗韵。朱圉山附近保存最好、面积最大的秦文化遗址是甘谷毛家坪遗址。20世纪80年代在该遗址发掘出了西周时期的秦文化遗存,包括居址和墓葬两部分。居址包含侈口深腹瘪裆鬲、连体甗、深腹盆、喇叭口罐、弧盘豆、圆腹罐、蛋形瓮等器类,发掘报告认为年代可到西周早期。(35)墓葬有8座属西周时期,死者皆为头西足东的屈肢葬,不殉狗,仅M4一座墓墓底有腰坑,坑内无遗物;陶器组合为鬲、豆、盆、罐,鬲为联裆鬲,豆为实柄豆,发掘者认为年代可到西周中期。毛家坪遗址位于甘谷朱圉山西约20公里,遗存的年代若按原报告可到西周早期,则其地望、年代均与《系年》中西迁的商奄之民吻合,但遗存中基本不见殷商文化因素,出土的陶器已经基本周式化,死者葬式为甘青地区古文化曾经流行的屈肢葬,更与商人无缘,况且这两年的发掘表明毛家坪秦文化的年代上限为西周中晚期之交,与周初相距尚远,还难以和商奄之民扯上关系。
清水县李崖遗址的秦文化面貌有浓厚的殷商遗风,在文化特点上虽与商奄之民相似,但地理位置已超出朱圉山范围,年代也早不到成王时期。
《左传》定公四年记载成王时“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36)。张学海先生曾认为曲阜鲁故城内发掘的甲组墓葬是“商奄”之类的夷人墓。(37)甲组墓从西周中期延续到春战之交,陶器组合多为成偶数的鬲、簋、豆、罐,鬲为绳纹鬲和素面小鬲,流行腰坑、殉狗,死者头向有15座南向,7座北向,2座东向,无1座西向。墓向与秦墓流行的西首向完全不同。
总之,嬴秦西周早期自山东西迁说在文献上的依据与《史记·秦本纪》抵牾,考古学上有待相关材料的支持。
三 西周中期自山西西迁说
山西说晚出,但论证较为周详。(38)
《秦本纪》里商晚期至西周前期秦、赵先民的活动地点有西垂、霍太山、皋狼、赵城。中潏所保“西垂”,王玉哲先生认为是指商的西垂,位于殷都之西,在今山西境内。商周时那里散居着大量种姓不同的戎狄,也可说是“在西戎”。霍太山即今霍山,在山西霍县东南。霍太山在后世赵人心目中的地位很重要,据《史记·赵世家》,三晋灭智伯前,霍太山之神赐书赵襄子,预言智氏的覆灭以及武灵王胡服改制;赵襄子并智氏后,祠霍太山神。皋狼即《赵世家》中“郭狼”,在山西离石县西北。(39)造父的封地赵城,《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赵城,今晋州赵城县是。本彘县地,后改曰永安,即造父之邑也。”(40)今洪洞县是由原洪洞、赵城两县在20世纪50年代合并而成,正当霍山西南麓。由此看来,秦、赵先祖世居山西中南部,主要活动于霍山附近的临汾盆地。
西周早期女防至大骆这支秦人居住在哪里?史迁没有明言,但有所暗示。《秦本纪》云:“女防生旁皋,旁皋生太几,太几生大骆,大骆生非子。以造父之宠,皆蒙赵城,姓赵氏”;文末“太史公曰:‘秦之先为嬴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然秦以其先造父封赵城,为赵氏’”(41)。一件事反复说,可见秦人确曾改姓赵氏。始皇嬴政亦名赵政。(42)在古代改易姓氏不是个简单的事情,由于恶来助纣为虐,被武王所诛,其后代的地位很低贱,沦为造父族的附庸,并改姓造父族的赵氏;(43)至非子为孝王养马有功,才又恢复了原来的嬴姓,“号曰秦嬴”。先秦时期的姓氏制度相当完备,有一定的命赐方法。一般说来,有以祖父的字为氏的,有以官为氏的,也有以封邑为氏的。(44)造父姓赵,就是以封邑为氏,在这种情况下,族的居住地和族氏是一致的。大骆一族既然也姓赵,说明他们当时也曾居住在赵城或其附近。
《秦本纪》云庄公伐破西戎后,宣王“于是复予秦仲后,及其先大骆地犬丘并有之,为西垂大夫。庄公居其故西犬丘”(45)。犬丘或西犬丘为大骆故地,在甘肃礼县。秦人至迟大骆时已西迁陇右,不能晚于周孝王时,但又不能早于周穆王封造父于赵城。因为秦人如果在造父之前的西周早期已经西迁陇右,经长期繁衍发展,与山西赵人已成各自独立的两支族群,且隔千里之远,无由因造父封赵城而姓赵氏。
因此,嬴秦西迁应发生在穆王至孝王时。起因可能与穆王征犬戎之事有关。《国语·周语上》《后汉书·西羌列传》记载穆王西征犬戎,俘获戎王,并将之迁往“太原”。穆王帅西六师亲征,造父为之御,并立有战功,因而被封予赵城。《今本竹书纪年》记载穆王十二年西征,十六年封造父,十七年迁戎王,(46)三事时隔不远,应有内在联系。以造父与穆王关系之密切,以及新封赵城之荣宠,举荐与己同祖的大骆族远赴陇右,为周王室保西垂,防范犬戎之变,是再合理不过的事情。这恐怕才是嬴秦西迁的历史契机。秦人最有可能在穆王时西迁,年代相当于西周中期偏早。(47)
探讨秦人西迁陇右的年代,自然要以考古材料为准,因此甘肃东部秦文化年代上限的判断就很关键。甘谷毛家坪居址遗存的上限原报告断在西周早期,后来又有学者提前至商末,通过对礼县西山坪和甘谷毛家坪两处秦文化居址陶器系统的分组、分期,并与关中地区西周遗址材料比较,现在看来毛家坪居址一期的年代应晚至西周中晚期之交。(48)李崖墓葬大多属西周中期,个别或可晚至西周晚期。这与穆王时西迁的说法较为吻合。
除了山东之外,商周时嬴姓人群在汾河流域也有分布。《左传》昭公元年子产云金天氏之孙台骀为汾神,其后人有沈、姒、蓐、黄等族,最后被晋所灭。(49)金天氏即少昊,(50)嬴姓。殷墟卜辞中有“蓐”,为商王田猎地,蓐地设有粮仓,以及“南牧”“北牧”。卜辞中“黄”或“璜”亦为田猎地,与“长”“羽”“戈方”有涉,与“方”共版;卜辞中有“令黄”“执黄”“取黄丁人”等;黄族还参与了王族的军事行动。唐叔虞封地在夏墟,为唐国故地,史载唐侯刘累“封于大夏,因实沉(沈)之国,子孙服事夏商也”(51)。林欢认为嬴姓台骀族世居汾、洮间临汾盆地,为商人臣属国族,与先、方、马方邻近,除农业外畜牧业也很发达;霍山南北分布着一批以牧马为业的国族,商代蜚廉族为其中之一。(52)
西周及东周秦墓绝大多数为西首葬的东西向墓,高等级贵族墓多仰身直肢葬式,腰坑、殉狗、殉人的比例很高。目前发现的东周时期高规格赵墓多为东西向,如在邯郸、永年二县发现的赵王陵呈东西向的中字形,发掘的周窑M1东墓道内有车马坑,西墓道内有殉葬坑;1988年发掘的太原金胜村M251被认为是晋卿赵鞅之墓,亦为东西向墓;墓主为头东足西的仰身直肢葬式,带殉人。秦、赵在葬制上的这种相似性,印证了秦、赵同源共祖的文献记载,可以作为寻找秦人西迁之前居地的一个依据。
晋南西周墓从葬俗看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比较典型的周人墓,为南北向墓,基本不见殉人、殉狗及腰坑,与关中地区的姬周墓葬一致,如天马-曲村晋侯墓地及晋国邦墓地、洪洞永凝堡的西周墓。另一类保留了强烈殷商文化遗风,多有殉人、殉狗、腰坑,主要为头向西的东西向墓,如近年发掘的绛县横水西周墓地、翼城大河口墓地。横水的倗国墓地已被全面揭露,绝大多数墓主头向西,葬式以仰身直肢为主,俯身葬约占三分之一;(53)其中M1为倗伯夫人墓,墓主人头向西,仰身直肢葬,棺椁之间发现3个殉人;M2为倗伯墓,头向西,俯身直肢葬,棺椁之间葬有4个殉人。(54)二墓年代均在西周中期,整个墓地则可到西周早期。大河口绝大多数墓葬为东西向,以头向西的仰身直肢葬式为主,带腰坑、殉狗的墓较多。其中M1二层台上的四壁发现11个壁龛,出土了大量青铜器及其他种类随葬品。根据出土铜器铭文,该墓地属西周时期霸国。(55)
倗为媿姓。(56)大河口墓地的葬俗与横水墓地接近,比如它们在墓穴四角外都挖有下棺穿绳用的孔洞,以及东西向的墓形、殉人风俗等。因此它们可能都属于“怀姓九宗”。原本是商王朝的臣属,周灭商后被封作晋的附庸。这个经历和秦、赵先祖有一定的相似性。
此外,天马-曲村晋国邦墓地K4区的西部多腰坑、殉狗墓,17座墓均头向西,有殉狗,其中9座带腰坑。这一小片墓葬的葬俗与代表邦墓地主流的南北向无腰坑墓截然不同,其族属应是与姬姓周人不同的人群,发掘者认为它们可能是与姬晋联姻的他族墓葬。(57)
绛县横水和翼城大河口墓地的发现说明东西向墓形、西首葬、殉人、腰坑、殉狗是西周早中期晋南地区殷遗民的流行葬俗,它又与甘肃东部发现的西周中晚期秦墓,以及关中地区春秋时期高等级秦贵族墓的葬俗有很大相似性。这种相似性不是偶然的,既说明商末周初嬴秦先祖与倗、霸等原殷商方国遗民由于地域邻近、身份经历类似而采用了相似的葬俗,也反映了嬴秦西迁之后文化承袭的历史脉络。晋南的殷商方国遗民肯定不止“怀姓九宗”,联系秦、赵先民活动于晋南的文献记载,这些发现为我们在那里寻找更早阶段的秦文化遗存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李崖遗址西周墓出土的商式器物以方唇分裆鬲为代表,可作为探索秦文化来源的重要线索。关中沣西及长安神禾塬西周墓也出过分裆鬲,领外卷,圆唇或尖圆唇,裆隔不尖锐,多带柱足根,又名“侈口分裆鬲”,被认为是迁居丰镐地区的殷遗民创造的一种器类。(58)其形制与李崖陶鬲有别。绛县横水和翼城大河口墓地出土陶器已经周式化,不见分裆鬲。山西浮山县桥北墓地为殷商方国“先”氏遗存,年代为商末周初,南北向墓形,多带腰坑、殉狗、殉人,出有方唇分裆鬲(M22:1),(59)在桥北遗址也采集到这种鬲,与李崖鬲酷似。山西汾阳杏花村墓地年代为殷墟三、四期,南北向墓形,出土陶鬲中亦有方唇分裆鬲(M1:1、采:0031),(60)只是足根为素面。殷墟四期至西周前期,在安阳、洛阳等商人(或殷遗民)墓中集中地流行宽折沿大袋足无实足根鬲,柱足或锥足的方唇分裆鬲罕见,但在晋中南似有较多保留。如果以后在晋中南地区发现成片的商末周初带腰坑、殉狗的西首向墓,且随葬方唇分裆鬲,就与我们寻找的目标非常接近了。
总之,嬴秦西周中期自山西西迁说在文献上能自圆其说,考古学上有若干线索,是目前最为合理的说法。
注释:
①王国维:《观堂集林》,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532页。
②梁云:《从秦墓葬俗看秦文化的形成》,《考古与文物》2008年第1期。
③戴春阳:《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及有关问题》,《文物》2000年第5期。
④王学理、梁云:《秦文化》,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152页。
⑤赵丛苍、王志友、侯红伟:《甘肃礼县西山遗址发掘取得重要收获》,《中国文物报》2008年4月4日,第2版;赵化成等:《甘肃清水李崖遗址考古发掘获重大突破——为寻找秦先祖非子封邑提供新线索》,《中国文物报》2012年1月20日,第8版。
⑥滕铭予:《秦文化起源及相关问题再探讨》,张忠培、许倬云主编:《中国考古学跨世纪的回顾与前瞻》,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
⑦赵化成等:《甘肃清水李崖遗址考古发掘获重大突破——为寻找秦先祖非子封邑提供新线索》。
⑧《史记》卷五《秦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77页。
⑨《史记》卷五《秦本纪》,第174页。
⑩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记年辑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36页。
(11)顾颉刚:《鸟夷族的图腾崇拜及其氏族集团的兴亡——周公东征史事考证四之七》,西安半坡博物馆编:《史前研究2000》,西安,三秦出版社,2000年。
(12)邹衡:《论先周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
(13)邹衡:《论先周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
(14)刘军社:《从考古遗存看早期周秦文化的关系》,《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5期;牛世山:《秦文化渊源与秦人起源探索》,《考古》1996年第3期。
(15)滕铭予:《秦文化起源及相关问题再探讨》。
(16)《合集》30398、30399、33227。
(17)郭沫若:《卜辞通纂》,北京,新华书店,1983年,第56页。
(18)[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春秋左传正义》,[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801页。
(19)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48-67页。
(20)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第208、217页。
(21)雷兴山:《对关中地区商文化的几点认识》,《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2期。
(22)《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358页。
(23)[汉]赵岐注,[宋]孙奭疏:《孟子注疏》,[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714页。
(24)顾颉刚:《鸟夷族的图腾崇拜及其氏族集团的兴亡——周公东征史事考证四之七》。
(25)袁宏点校:《逸周书》,济南,齐鲁书社,2000年,第48页。
(26)何汉文:《嬴秦人起源于东方和西迁情况初探》,《求索》1981年第4期;尚志儒:《早期嬴秦西迁史迹的考察》,《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1期;何清谷:《嬴秦族西迁考》,《考古与文物》1991年第5期。
(27)林剑鸣:《秦人早期历史探索》,《西北大学学报》1978年第1期。
(28)张礼艳:《丰镐地区西周墓葬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09年,第178-181页。
(29)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上海,中西书局,2011年,第141页。
(30)李学勤:《清华简关于秦人始源的重要发现》,《光明日报》2011年9月8日,第11版。
(31)《史记》卷五《秦本纪》,第175页。
(32)《史记》卷五《秦本纪》,第175页。
(33)《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第3293页。
(34)《史记·六国年表》云:“太史读《秦记》,至犬戎败幽王,周东徙洛邑,秦襄公始封为诸侯,作西畤用事上帝,僭端见矣”;“《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第685-686页)
(35)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甘肃甘谷毛家坪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7年第3期。
(36)[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春秋左传正义》,[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134页。
(37)张学海:《浅谈曲阜鲁城的年代和基本格局》,《文物》1982年第12期。
(38)王玉哲:《秦人的族源及迁徙路线》,《历史研究》1991年第3期;梁云:《论嬴秦西迁及甘肃东部秦文化的年代》,《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院刊)总贰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年。
(39)钱穆:《史记地名考》,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745-746页。
(40)《史记》卷五《秦本纪》之《正义》,第177页。
(41)《史记》卷五《秦本纪》,第175、221页。
(42)《史记·秦始皇本纪》:“及生,名为政,姓赵氏。”《索隐》曰:“又生于赵,故曰赵政。一曰秦与赵同祖,以赵城为荣,故姓赵氏。”(《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23-224页)
(43)《国语·周语下》:“唯有嘉功,以命姓受祀,迄于天下。及其失之也,必有慆淫之心间之。故亡其氏姓,踣毙不振,绝后无主,湮替隶圉。”韦昭注:“圉,养马者。”(《国语》卷三《周语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07-109页)
(44)《左传》隐公八年:“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诸侯以字为谥,因以为族。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春秋左传正义》,[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733页)
(45)《史记》卷五《秦本纪》,第178页。
(56)王国维撰,黄永年校点:《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今本竹书纪年疏证》,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88、89页。
(47)学界一般将西周年代分三期,武、成、康、昭为早期,穆、恭、懿、孝、夷为中期,厉、共和、宣、幽为晚期。按夏商周断代工程成果,早期70年,中期100年,晚期108年。(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0年,第36、37页)
(48)梁云:《论嬴秦西迁及甘肃东部秦文化的年代》。
(49)《左传》昭公元年:“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为玄冥师,生允格、台骀。台骀能业其官,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大原。帝用嘉之,封诸汾川。沈、姒、蓐、黄,实守其祀。今晋主汾而灭之矣。由是观之,则台骀,汾神也。”([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春秋左传正义》,[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023-2024页)
(50)《汉书·律历志》引《世经》:“少昊帝……土生金,故为金德,天下号曰金天氏。”(《汉书》卷二一《律历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012页)
(51)《史记》卷四二《郑世家》,《集解》引贾逵语,第1773页。
(52)林欢:《晚商地理论纲》,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2年,第63-68页。
(53)宋建中等:《山西绛县横水墓地二期考古发掘新收获》,《中国文物报》2007年9月14日,第5版。
(54)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运城市文物工作站、绛县文化局:《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发掘简报》,《文物》2006年第8期。
(55)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河口墓地联合考古队:《山西翼城县大河口西周墓地》,《考古》2011年第7期。
(56)李学勤:《绛县横北村大墓与倗国》,《中国文物报》2005年12月30日,第7版。
(57)刘绪、徐天进:《关于天马-曲村遗址晋国墓葬的几个问题》,上海博物馆编:《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
(58)雷兴山:《先周文化探索》,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33-236页。
(59)桥北考古队:《山西浮山桥北商周墓》,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等编:《古代文明》第5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
(60)国家文物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学系:《晋中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174-1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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