琚小飛:《四庫全書考證》與四庫底本探賾

作者:文獻學與四庫學公众号:WXXYSKX2018-11-09
作者簡介
琚小飛,1990年生,安徽安慶人。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爲清代文獻學、四庫學。
作爲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一部叢書,《四庫全書》輯録先秦至清代的主要書籍,共收3461種,素有“典籍總匯,文化淵藪”之譽。《四庫全書》收録書籍時,僅標明采擇來源,並未著録版本。《四庫全書總目》偶有語句涉及書籍版本,但終是只鱗片爪。如果能夠區分版本來源,對探討《四庫全書》的辦理過程及館臣對書籍的篡改、考訂等不無裨益。
一、運用不同方法進行考辨
關於四庫底本研究,最早緣起於對翰林院所藏《四庫全書》性質的考辨。清季以來,眾多學者將翰林院所藏《四庫全書》視爲“第八部《四庫全書》”。黃愛平《翰林院〈四庫全書〉底本考述》(王俊義:《清代學術文化史論》,文津出版社1999年)認爲,翰林院所藏書籍乃是纂修《四庫全書》的底本,其來源爲尚未發還的各藏書家進呈書籍。翰林院所藏四庫底本散佚後,各大藏書機構多有收貯,紛紛視爲圭臬,而今人研究《四庫全書》所據底本,皆是以藏書機構殘存的底稿本爲據,並結合其中的修改痕跡,推測底本源出,進而以館臣的校改內容,探究四庫館辦理書籍的過程。

《中華再造善本》影印清影宋抄本《拙齋文集》,系四庫底本
2011年,北京出版社整合全國藏書資源,出版《四庫提要著録叢書》,收録四庫底本300余種,占現存四庫底本75%以上。如此一來,無需查閱各收藏單位,即可據此書按圖索驥,爲研究四庫底本及版本源流提供了便利。這些四庫底本或鈐有表明底本的“翰林院印”,或保留四庫館臣的修改墨跡,由於存有現實的文本,相對容易辨別。然而,對那些並不存世的四庫所據底本而言,由於没有具體的書籍實物進行比勘,其版本來源便無從知悉。
綜上所述,學界研究《四庫全書》所據底本,最重要的方法仍然是利用四庫修書時的存世底稿本爲依據,這也是四庫底本研究最爲便捷的方法。其實,四庫學界已經有學者開始嘗試借助四庫修書期間的版本著録信息,並結合不同版本的比勘,來判斷《四庫全書》收録書籍的底本。細究之後不難發現,第一種方法建立在搜尋四庫底稿本基礎上,具有較大偶然性。第二種方法缺乏版本推定最爲重要的證據,即四庫本與所據底本之間的關聯,僅僅以有關版本著録信息爲據,稍有不足。
《四庫全書考證》是四庫館臣辦理書籍時校勘成果的匯總,而考證內容均是針對四庫收録書籍的底本而言,實際上就是《四庫全書》的校勘記,在推斷《四庫全書》收録底本方面具有極大價值。嚴格地說,《四庫全書考證》對四庫版本鑒定的價值遠未開發,其中不僅涉及所據底本,而且包括相關的參校本。利用《四庫全書考證》的校勘內容來判斷底本,既不同於前述直接使用底本實物的方法,也不同於完全參稽版本著録信息,而是既依據《四庫全書》纂修過程中的版本記載,利用原始的校勘記,同時與現存的相關版本比對,最後確定底本。
二、通過多種途徑確定底本來源
四庫底本一般具有幾個特征,其一是鈐有翰林院大印,這是所有四庫底本的標識,因四庫館采擇書籍,首先交由翰林院收貯,鈐蓋印記以備查核;其二是書籍中的校簽、塗乙或者修改,這是館臣分校書籍時做出的校勘,是反映館臣校書工作以及確定工作底本的依據。當然,依據《四庫全書考證》探賾四庫底本,首先要辨別版本流傳,再比勘版本內容信息,最後以《四庫全書考證》著録的內容與現存版本比覆,以確定底本來源。
第一,利用《四庫全書考證》進行四庫底本考辨時,應詳細完整地掌握版本流傳信息,熟悉各版本之間的淵源關聯,這是進行四庫底本考辨前最重要的步驟。《吴郡志》於紹定二年(1229)首次刊刻,是爲宋紹定刻本,後世流傳較廣,並歷多次抄配續修。宋刻之後,元代並無刊刻《吴郡志》之舉,目前見存的僅有元修抄配紹定本《吴郡志》。明代刊刻《吴郡志》多部,有內府刻本、蘇州府刻本及明末汲古閣刻本三種。入清後,至《四庫全書》纂修期間,《吴郡志》並無重新刊刻,僅有雍正間宋賓王校宋本《吴郡志》。宋賓王曾以《吴都文粹》及舊鈔本《吴郡志》互勘於汲古閣本上,所正訛脫甚多。此後,宋氏校本歸於士禮居,黃丕烈復爲校正若干字。綜上所述,四庫開館前,《吴郡志》的版刻流傳僅有宋刻本、明刻本三種及清初校宋本,但明刻內府本、蘇州府本皆僅片語記載,明清之際均没有其他書目見載,或當不存,或亦從宋版影刻,皆不出宋刻之右,惟汲古閣本及宋賓王校宋本精審。根據上述版本梳理,《四庫全書》收録的《吴郡志》應爲紹定本、汲古閣本與宋賓王校宋本三者之一。
第二,在明晰書籍的版本流傳和著録信息後,先進行初步的比勘,如目録、卷次甚或某些顯而易見的內容差異等,進行初步的版本甄別與篩選,排除一些不可能成爲四庫底本的版本。以《吴郡志》爲例,經與《四庫全書》收録《吴郡志》比勘,可排除汲古閣本及宋賓王校宋本:首先,四庫本《吴郡志》未吸收汲古閣本的校訂內容,亦未沿襲汲古閣本舊誤,多處敘述迥異,人名登載亦有明顯不同;其次,宋賓王校勘本的增補內容,四庫本亦付闕如,如宋賓王於卷十一吴淵以下增補鄭霖等六人,四庫本一如宋刻,並未登載鄭霖等人;最後,宋氏校勘糾正的訛誤,四庫本一仍宋刻之舊。據此,《四庫全書》收録之《吴郡志》不應以汲古閣本或宋賓王校録本爲底本。

宋刻本《吳郡圖經續紀》
第三,將《四庫全書考證》中的底本校勘信息,與各版本比覆,這是最爲關鍵的步驟,也是印證《四庫全書》繕録底本的直接依據。《四庫全書考證》卷四十録《吴郡志》考證內容20余條,均是針對所録底本的校改。經逐一比勘,完全與宋刻本《吴郡志》的訛、脫、誤、衍情形一致,部分與汲古閣本《吴郡志》相同。汲古閣本以宋刻本爲底本,兩者具有同樣的訛誤亦屬常情。結合前述各版本流傳信息,以及《四庫全書考證》針對底本的校改內容,僅有紹定刊本與四庫本完全一致,可以推定紹定刊本《吴郡志》爲《四庫全書》繕録的底本。四庫底本的推定正好與現存的上圖藏本相印證,因此,借助《四庫全書考證》進行四庫底本考辨,是一種可靠方法。
三、底本考索具有多重意義
學界對四庫修書以及四庫本頗有微詞,一方面由於館臣肆意篡改,致使書籍失真;另一方面四庫本只是依據舊本抄録,在原本留存的情況下,四庫本便被遺棄。平心而論,四庫館臣確有篡改典籍之舉,但亦不乏考證之作。館臣廣征博引,考辨四庫收書的底本訛誤,相當精審,不可一味駁斥。
首先,考索四庫底本首要意義在於爲點校古籍提供依據。今人點校古籍,註重底本與其他校本之間的參校,而很少關註底本與參校本共同存在卻未被發現的問題。借由四庫底本的考辨,四庫館臣校改四庫所録書籍,均是針對底本的校勘,還廣泛參校其他版本,並匯輯而成《四庫全書考證》一書,對今人的校勘工作極具價值。
其次,辨析四庫底本的版本源流,廣儲異本,博采群籍,勾稽旁本,並對勘不同版本的內容異同,窺探不同刻本之間的增益補撰,可以彌補其他文獻記載之闕。這不僅能夠提供版本參考價值,還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以《西湖遊覽志》爲例,嘉靖本、範鳴謙刻本及季東魯刻本僅載嘉靖二十六年前之建置沿革,而萬歷間商濬刻本彌補了大量嘉靖二十六年以後的西湖沿革史料,特別是增益西湖遺跡重修復建的過程,詳悉敘述相關歷史沿革、得名緣起等。
最後,探賾四庫底本,明晰版刻遞藏流傳,分析所附跋語記載,借此熟稔古籍輾轉的流通環節,還原書籍流傳的具體情境。此外,在具體的考辨過程中,縷析書籍撰寫、刊刻的歷史場景,以窺探書籍流通產生的社會影響。在探尋《吴郡圖經續記》的版刻流傳時,通過各刻本的序跋、鈐印等,大致勾勒宋刻本《吴郡圖經續記》的流傳及遞藏脈絡始自明正統年間葉盛,後由錢榖、毛晉收貯,輾轉明清之際,經陸貽典、徐乾學、顧若霖、顧聽玉、黃丕烈、汪士鐘、胡珽而至汪鳴鑾。與此同時,宋刻本《吴郡圖經續記》輾轉流播的過程中諸家的校勘題跋,均是對宋刻本價值的挖掘。這些校勘細節的展現,均源自梳理《吴郡圖經續記》的遞藏源流,而這也愈加提醒寶藏書籍之不易。
該文原刊《中國社會科學報》2018年9月3日A5版,此據作者原稿。
編輯:古月
排版:大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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