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士大夫动辄称“亡秦”“暴秦”,为何司马迁却把秦朝捧得很高?

作者:探索文化历史公众号:lishi98202019-02-04
导读:当时很多人议论魏国如果重用信陵君的话,秦国就难以统一天下。司马迁驳斥道:“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于亡, 余以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内,其业未成, 魏虽得阿衡之佐, 曷益乎?”

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
西汉代秦而立,拨乱反正, 逐步实现国家的强盛, 很大程度上就是靠反复地以秦朝的过失为鉴戒而实现的。汉初人士自陆贾起,此后有贾谊、贾山、 张释之、 主父偃、 徐乐、 严安, 直至东汉的王充、班固等, 都严厉地谴责秦朝不行仁义、 滥施刑罚等种种罪过,论证汉朝继立的历史必然性。概言之, 用秦的暴虐来反衬汉朝扫除烦苛、与民休息的功绩。
贾山 《至言》中论 “秦以熊罴之力, 虎狼之心, 蚕食诸侯,并吞海内, 而不笃礼义, 故天殃已加矣”, 把用暴力 “并吞海内”与 “天殃” 即灾难报应联系在一起, 主要从批判的角度看待统一。
《汉书·王莽传·赞》中, 班固把短促的秦朝与短命的“新朝” 并提, 称它们为 “紫色鼃声, 余分闰位”, 只是历史上的小插曲,不具有 “正统” 皇朝的资格。
王充论历史, 直斥为“亡秦” 或 “秦无道之国”, 又将它与蚩尤并提: “案前世用刑者,蚩尤、 亡秦甚矣。 蚩尤之民, 湎湎纷纷; 亡秦之路, 赤衣比肩。”真是 “墙倒众人推”。 按照这类言论,秦简直成为历史上“恶”的势力的代名词。
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李白
从汉朝上溯,中国怎样从战国分立攻战而走向秦的统一,秦又如何由强盛到骤亡,这一历史阶段是司马迁的近代史。司马迁不愿做纯客观记载的超然的历史学家,他要 “成一家之言”, 写出自己对历史变迁和当前社会的看法。
《史记·六国年表·序》驳斥了西汉时期流行的庸俗见解,高度评价秦在结束战国分立到实现统一过程中的历史作用。
首先指出,秦国的强盛和兼并六国代表了战国时期历史发展的主导方向。秦自文公攘夷狄、穆公修政, 国势始强, 与齐桓公、 晋文公这些中原霸主相侔列。以后进入战国时期,各国武力攻伐, 纷争不已。“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 比于戎翟, 至献公之后常雄诸侯。”最后兼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 盖若天所助焉”。
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司马迁
其次,总结自夏禹、 商汤、 周文王, 至秦、 汉兴起, 都符合崛起于西北而最后获得成功的规律。这段话似乎带有某种神秘色彩,这一层姑且不论,其中主要价值, 显然在于把秦与夏、 商、 周、汉这些对中国历史有重大贡献的朝代并列。
司马迁针对汉代流行的否定秦的历史贡献之偏颇观点,提出中肯的批评:“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 成功大。 传曰‘法后王’, 何也? 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 议卑而易行也。 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 因举而笑之, 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
既谴责秦在统一过程中的暴虐行为,又明确肯定秦统一中国是符合形势发展的巨大成功,对于“不察其终始”即不认识历史发展趋势的俗学浅见予以辛辣的讽刺。
《虎符传奇》信陵君魏无忌(?—前243年)剧照
汉高祖刘邦卑微时,曾多次听人说过信陵君的贤德和才识,还想投奔他。刘邦即位为帝后,每次路经大梁,常常去祭祀信陵君。公元前195年,刘邦从击败英布的前线归来,经过大梁时为信陵君安置了五户人家,专门看守他的陵墓,让他们世世代代祭祀信陵君。
有的论者曾将 “盖若天所助” 理解为迷信的说法, 其实,这里的“天所助”, 是指历史发展趋势的推动, 相当于今日之谓“必然性”。 司马迁另一处论秦的统一符合客观必然性, 见于 《魏世家·赞》:“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于亡, 余以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内,其业未成, 魏虽得阿衡之佐, 曷益乎?”
《秦本纪》所载秦历代国君奠定帝业雄厚基础之奋发努力,深刻地揭示出中国为何能实现统一的历史根源,这是中国历史发展上的大事情。这同汉代人士动辄称“亡秦”, 列之为闰位,排斥在“正统” 以外的观点相比, 见识不知要高出多少!
大秦帝国之秦昭襄王与白起
司马迁为众多的有功于秦的帝业和统一的人物立传:商鞅佐孝公实行变法,奖励耕战, 废除贵族特权, 移风易俗, 奠定了秦国富强的基础;张仪富于权智, 成功地实施连横策略, 散六国之纵,使之西向事秦; 范睢劝说秦昭王内废擅权之太后、 穰侯, 外陈远交近攻之策,蚕食诸侯; 白起率大军一举攻取鄢陵, 再战而并蜀汉,又接连击败韩、 魏、 赵之主力, 为秦攻取七十余城; 王翦以不可阻挡之势,先后破赵、 破燕, 又率六十五万之师大败楚军,平楚地为郡县。 司马迁笔下这些秦国文臣武将的活动, 都构成战国时代空前历史变局中不可缺少的环节。
司马迁做到把人物放在特定环境来写,并进而从哲理高度回答“人物活动与历史时势”二者之关系问题。《范睢蔡泽列传》篇末赞云:“韩子称 ‘长袖善舞, 多钱善贾’, 信哉是言也! 范睢、蔡泽世所谓一切辩士,然游说诸侯至白首无所遇者,非计策之拙,所为说力少也。 及二人羁旅入秦, 继踵取卿相, 垂功于天下者,固强弱之势异也。”
总结范、 蔡二人入秦前后的经历, 指出他们所以获得成功,凭借的主要不是个人的能力,而是秦所具有的统一中国的实力、条件, 也就是说, 中国需要走向统一的“势”和秦能够统一的 “力”, 为二人建功立业提供了历史舞台。
秦国好几代君主好贤不倦
司马迁也讲到 “偶合”, 即历史的机遇: “然士亦有偶合,贤者多如此二子,不得尽意, 岂可胜道哉! 然二子不困厄,恶能激乎?”机遇, 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交汇。 在众多才能之士中,正好范睢、 蔡泽二人先后得秦昭王任用为卿相, 这当中自然有偶然性在起作用。然而二人因先遭困厄而发愤,故入秦以求立功成名,这又说明偶然性背后隐藏着必然性。
司马迁对历史趋势的洞察力,还在于清楚地区分秦统一中国之功和实行暴政而致败亡之过。《李斯列传》 《蒙恬列传》 诸篇, 都明确贯串了这一基本观点。
李斯是秦始皇统一中国过程中的总参谋长,如 《太史公自序》所言: “遂得意于海内, 斯为谋首。” 前后三十年, 从秦实现统一到诸侯反秦前后两大变局中,他都处于政治旋涡的中心。
有一次,李斯看到厕所里的老鼠又瘦又脏,遇人或狗来,它们都赶快逃走;但在米仓看到的老鼠,一只只吃得又大又肥,悠哉游哉地在米堆中嬉戏交配。于是他感慨:“一个人有没有出息,就如同老鼠一样,是由自己所处的环境决定的。”
司马迁鄙视李斯利欲熏心的性格, 且道出这是他最后酿成悲剧的重要原因。而贯串全传中心的,则是李斯的政治活动,以此反映他的时代。开头写李斯之所以告别其师荀卿,决计入秦, 即因为看清“六国皆弱,无可为建功者”,而秦 “欲吞天下, 称帝而治” 之势已成,故决计入秦, 欲佐秦统一天下, 交代这一背景已为全篇定了基调。
司马迁从大处落笔,肯定李斯的三项功绩:
一是劝说秦王嬴政把握有利时机,下定兼并六国的决心,并献离间六国君臣、分别击破之策, 于是大得秦王信任, 拜为客卿。
二是谏阻逐客。
三是秦皇朝建立后,李斯任丞相,反对实行分封制, 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郡县制。又统一法令制度,统一文字, 以加强中央集权统治。
焚书坑儒
秦并六国后,时势已发生绝大变化,李斯却不以安民抚民为务,反而继续其暴力统治的政策:“收去 《诗》 《书》 百家之语以愚百姓”, 身为丞相, 竟追随赵高,合谋伪造遗诏,迫令扶苏自杀, 立胡亥为二世皇帝。 秦二世暴虐无道,李斯因贪恋权势,处处阿意求容, 上书引申、 韩之说, 主张对臣下督责重罚,排斥仁义之人、 谏说之法、 死节之行, 遂使秦国“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杀人众者为忠臣”。李斯助纣为虐,终遭赵高构害, 具五刑, 腰斩咸阳市! 此为秦二世二年七月,反秦烈火已经遍地燃烧。
《李斯列传》 撰述的义旨,是借李斯三十年的政治经历来显示秦政权成败的关键,因此这篇传并不止于李斯受刑被斩,而一直写到李斯死后,赵高令二世自杀,孺子婴用计杀死赵高,沛公入关, 子婴自系其颈迎降, 完整地写出秦由成功到败亡的结局。
篇末论赞中肯地评判了李斯的历史功过,认为李斯入秦 “以辅始皇,卒成帝业, 斯为三公, 可谓尊用矣”, 若按其佐秦统一大业成功的功绩而论,几乎可与辅助周王室的周公、召公相侔列。
高祖祀鲁 刘邦临终前拖着病躯祭祀孔子
同时司马迁严厉谴责李斯的罪过: 背叛所学儒家学说, “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持爵禄之重, 阿顺苟合, 严威酷刑, 听高邪说,废嫡立庶。诸侯已畔, 斯乃欲谏争, 不亦末乎”! 又驳斥俗议所谓李斯对秦极忠、被五刑死、 死得冤枉之说, 指出李斯何尝称得起“忠”, 从个人来说是咎由自取, 从大局来说则对秦亡负有直接责任。
司马迁之所以具有远远高于俗儒的见识,高度评价秦的历史功绩,撰写 “近代史” 的出色篇章, 就因为他确实做到 “察其终始”,把秦实现帝业放在中国统一的历史长过程中来考察,看到由商周王权到秦的中央集权是统一之规模和程度的飞跃,又看到秦的统一为西汉更大规模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八旬长者士人风范薪火相传,三十余年治学菁华今朝问世 。
作者受教于陈寅恪弟子刘节、师从史学大家白寿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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